＂集古＂与＂萌新＂的双重奏

冯天瑜

明清是两千年宗法君主集权社会的晚期，是外儒内法、儒释道三教共弘文化形态烂熟并孕育新变的时代。秦以下，有过汉晋更革、唐宋更革，但那都是在农耕文明-君主集权政治大格局内部的调整。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，明清才是中国历史上继周秦之际以后的第二个大转折，这一转折的国内表征是资本主义萌芽和早期启蒙文化出现，国际条件是西方工业化的东来。然“萌芽”幼弱、“启蒙”声希，故更确切地说，明清处在第二转折的前夜及初期，自秦汉确立的宗法皇权政制及其基础——地主、自耕农自然经济达于极峰，而扬弃这种社会制度的经济、文化要素已然潜滋暗长，西力东进的国际形势则成催逼之态，从中世纪走向近代的大变革迫近。

明末清初顾炎武称自己所处时代呈现“已居于不得不变之势”（《军制论》），以此总论明、清五百年也庶几恰当。以上概述明、清所处的历史方位，由此派生的明清文化因以呈现“集古”-“萌新”的双重属性。

明、清是中国古典文化的总汇期

典籍整理、文化集成工作自明而清，以空前浩大的规模展开，类书《永乐大典》、《古今图书集成》，辞书《康熙字典》，丛书《四库全书》均为中国乃至世界相关典籍之最。

订正、考释古典的考据学始于明末，清中叶更为学术主流，代表学者有以惠栋为首的“吴派”（沈彤、江声、余萧客、江藩、王鸣盛等）；以戴震为首的“皖派”（段玉裁、程瑶田、金榜、孔广森和王念孙、王引之父子等）；还有“扬州学派”（任大椿、焦循、汪中、阮元等）。乾嘉考据学对古代典籍作系统整理、对传统文化作全面总结，使得数千年来各个学科、各个领域的专门之学得到发掘、彰显和条理化。其研究对象重在古籍、古事，治学精神在“实事求是”、“无征不信”，其理性态度、实证方法，与近代科学并无二致，对中国乃至日本的近现代学术影响甚巨。

明、清集传统科学技艺之大成，药物学巨著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，农学总成且汲纳西学的徐光启《农政全书》，手工业技艺百科全书宋应星的《天工开物》，地学杰构徐宏祖的《徐霞客游记》，造园绝世经典计成的《园冶》，沿袭两百余年的雷氏建筑术（仅国家图书馆就珍藏“样式雷”两万多张建筑图样）等等，均达到前工业时代的最高科技水平，即使今日观之，也颇有发明、发现方面的启示。

明中叶崛起的阳明心学在明末走向空疏，经世实学开始架设通向近代新学的桥梁

自晋、唐以降，佛教与道教在信仰世界的影响力愈益增强，儒学退守，至宋明，儒者在消化吸收佛道思辨成就的基础上，展开近乎晚周孟子“辟杨墨”的“辟佛老”努力，一种思辨化的、以伦理为核心的新儒学——理学在宋代兴起，提供克服信仰危机和道德危机的精神武器。中经元代，至明，朝廷推尊理学，将程朱论证的“纲常”、“天理”规定为伦理、政治指针，《四书》朱注成了科举考试范本。富含理性和民本精神的儒学，因为官方强力推行而趋于僵化，衍为一种御用的“制度化儒学”，礼教渐趋严密地桎梏公私精神生活，与亚里士多德学说在欧洲中世纪教条化的情形颇相类似。而明中叶崛起的阳明心学，强调个体心性修为，倡导“致良知”、“知行合一”，有思想解放意蕴在。由阳明学衍生的泰州学派反映市民阶层突破礼教樊笼的诉求。

与心学在明末走向空疏相抗衡，眼光投向社会实际的经世实学也有发展（自明末至清末多种“经世文编”的修纂显示此学的昌盛），架设通向近代新学的桥梁。

极端的专制皇权激发明清之际非君论涌动，批评皇权专制的思潮达到古代最高水平（黄宗羲《明夷待访录》、唐甄《潜书》为代表作），明清之际，黄、顾、王、唐代表的早期启蒙思潮别开生面，但在皇权高压下，此种思潮只能暗流潜行（“待访录”、“潜书”两书名传神地表达了此种状态），且在清中叶沉寂百余年，嘉道间的龚自珍、魏源重振其说，成为近代民主思想的前导。

伴随城市经济发展，市民文学蓬勃兴起

俗谓：中古至近古文学主潮经历了“唐诗-宋词-元曲-明清小说”几个阶段。小说确乎是近古最具特色的文学样式。明清小说从魏晋志怪志人-唐代传奇-宋元话本一路走来，渐成洋洋大观。传奇、话本都是短篇，明清短篇精进不已（明末“三言二拍”，清代《聊斋志异》皆短篇集成），更涌现长篇巨制，讲史小说《三国演义》，英雄小说《水浒传》，神魔小说《西游记》，世情小说《金瓶梅》、《红楼梦》成为古典文学新的楷范。

明清出现将小说、戏曲提升到与诗文并列地位的议论，甚至认为其教化功能可与经书相匹配。明人李贽称《水浒传》和《西厢记》“皆古今至文”（《焚书》卷三《童心说》），公安三袁服膺其说；清人金圣叹称：“天下之文章，无有出《水浒》右者；天下之格物君子，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。”（《水浒传序三》）

小说、戏曲繁荣，文学走出象牙塔，活跃于市井勾栏，为雅士俗众共赏。中国传统文化的普及，以明清为最。

“西学东渐”、“东学西渐”双向互动

明末清初，西欧耶稣会士东来，与徐光启、李之藻、王徵等中国士人协同译介西方文化成就（《几何原本》《同文算指》《坤舆万国全图》《远西奇器图说》等），又向西方译介中国经典及社情，成为十七八世纪中西文化史上的盛事。由于清廷和罗马教廷两方面的原因，这种东西文化互动在清代雍正、乾隆前后中断百余年。清末以降，伴随西力东侵，丁韪良、傅兰雅等欧美新教传教士来华，在宗教殖民的同时传播西方近代文化，李善兰、徐寿、华蘅芳等中国士人有辅译之功。严复等启蒙思想家参加会通中西之学，使“西学东渐”在更高层面和更广范围得以展开，进化论、民约论、民权论、自治论及科学技术传入中国，激起波澜，学堂、报纸、图书馆等新近代文化设施雨后春笋般涌现，新文学艺术、自然科学、社会科学得以专科发展，知识分子取代士大夫成为文化人主体。王国维把“西洋之思想”比拟为“第二之佛教”，并预期对中国学术文化作出创造性贡献的，必是中西之学的“会通”、“化合”者（《论近年之学术界》）。新学取代旧学似成一不可逆转之势，然被统称“旧学”的传统文化自有其深巨潜力，在近现代文化进程中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。中西文化激荡（既有冲突又相融汇）构成晚清的重要景观，戊戌变法前后展开的中西古今的体用之辩（此辩一直延伸到今天），从形而上层面透露中西会通的广度与深度。

笔者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研习中国文化史，而明、清文化为探讨重点之一。今蒙上海人民出版社盛意，选择其中二十二篇，集成《近古变局：五百年明清文化蠡测》，选文多写作于上世纪八十年代（也有数篇成于上世纪九十年代），其中某些观点与用语后来有所演化，然此集基本保持原态，以呈现一个时段的认识，正所谓“飞鸿踏雪泥”。

（作者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、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）